星期一, 12月 23, 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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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创连载09(四)错案——28年倍受折磨
原创连载09(四)错案——28年倍受折磨4—1被诬告挂起来 4—2(1955)年任全军与国际射击比赛裁判时 4—3(1955)年11月任射击兵器教员时 4—4(1958)因错案下放北大荒劳动 4—5在北大荒任劳动军官排长 4—6在“文革中” 4—7揪斗 4—8“十二级台风” 4—9游斗毒打 4—10反革命家属更不好过 4—11到河口劳改 4—12到越岭劳改 4—13搬到四队 4—14动迁 4—15赔礼道歉4—1被诬告、挂起来1955年“肃反”(即肃清反革命)运动,我26岁,在军事师范学校学习。一天上午,刚刚上班,校部周围,集结了很多汽车,紧急集合,召开全校干部大会,从形势看定有重要事件传达,时间不太长,参加开会的军官从礼堂出来,按编组分别坐上汽车,几十辆汽车,分别开向市里、或军校内各个军人住地,包括市里本校军人家属住地,各学员连储藏室,进行全面彻底的大搜查,抽屉柜子、箱子包裹全部打开,把所有的笔记、日记、书信、可疑物品等,全都收去审查看是否有问题?队长传达上级规定:任何人不许出营门,不准请假、编成三个人为一个小组,不管作什么事,至少要三个人一起去作,不准单人行动,上厕所也要三个人一起去,不准上楼顶,上楼顶的门及全部楼窗,全都加锁,就是这样防犯,还有一个学员在夜间到厕所上吊身亡,一个学员,趁着开中午饭下楼去集合时,途径楼梯窗户,把玻璃打碎,将头伸出去头向下,跳楼自杀。我队一个学员家乡来人,说他有问题,把他带回家乡受审。当时人们精神都很紧张。我的几十封来信被收去,是一位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女同学在几年内寄来的,说的都是一些鼓励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的话,没有一点消极的内容,我还是放心的,正好证明了我的清白。祸从天上来,一天中午我在睡午觉,我睡在三楼双层床的上层,下层睡的是天水步兵学校的射击兵器主任教员。二区队长拍我肩膀,叫我到走廊小声的对我说:“起床后你到教室楼,在团小组会上作检查交待”。我问:“我检查交待什么”?他说:“听说你的原部队,寄来检举信,说你与北京一www.zjkjjg.com个姓程的有问题”?我听后心中有了底,我知道我们没作过什么坏事。在团小组会上我交待说:“北京市国营第二零售店主任姓程,是我把兄弟大哥。1952年7月,我所在的军校奉命从四川迁往北京,出发前一位王军需员,找我说:‘上级指示我提前出发,到北京先去为部队准备粮油食品,(他是我1951年在华东军大认识的,又是同在一大队部一起工作的战友),你是北京人,我初次去北京,人生地不熟,你能否帮我介绍一位北京的朋友,我到京后能帮帮我’我就给我的一个朋友,程大哥,写了一封信,他是北京国营第二零售店的主任,专门经销粮油,交给王军需员,带去北京”。“我随部队到京后,当时住在农村,营房尚未建好,我住在一个农家大院的外院两间土房里。一天中午,程大哥带车来给部队送粮,我让他到办公室坐,他说室内太热,那时无风扇,更无空调。我就领他到村西山下果园,买了二斤白梨,边走边吃边聊,沿着一条沙河往回走,当走到街里,车上的粮食已经御完,他随车就回北京单位去了。因当时部队学员、官兵,都分别住在各农户老乡家,他没看到别人,更没看到学员的武器装备”。无中生有,黑白颠倒、诬告我说:“勾引坏人刺探军情”?根本没有这种事,全过程就是这样。在团小组会上我如实的作了如上的交待,一位姓夏的同学发言:“不久前我看到那个姓程的来过一封信,叫他交出来审查”。我说:“确实前些天我给一位陈政委和程老兄各写过一封信,求他俩帮助把在京上学的我爱人的户口,暂时先报在他家,没想到他俩都未回信,我真希望快点回信,可事实没来过信”。他说:“我看到过那封来信”?他大拍桌子说我不老实交待?我急了说:“你为争取入党装作积极,也不该无中生有,明明他没来过信,你叫我拿什么交出来”?我把桌子推翻了,会议暂停。当天晚上,学校党委派人来找我,在灯光球场个别谈话,他说:“党委派人到北京去调查,若是真有问题怎么办”?我说:“枪弊”。从此问题挂起来,也就不叫我交待了,我没想到:从此埋下了定时炸弹,成为所谓“反动小集团嫌疑、”不能入党、不能提干、不能重用、一来运动就要重点审查、下放北大荒劳动、文革中被毒打、死去活来、二十八年倍受折磨、毁了我一生,株连全家的祸根。那怕问题大一点,定了案就好办,就怕是嫌疑,不知问题有多大,吓人,真是害死人。4—2(1955)年任全军与国际射击比赛裁判时1955年10月我27岁,在军事师范学校毕业,被调到北京新建的北京射击场,去担任全军射击与体育检阅大会,射击比赛裁判。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开幕式时,我在的裁判队,排在仪仗队之后,当我们的裁判队正在正步走,分列式北京外卖工作室微信通过主席台时,国家主席来到,有人为看到主席,跳起来看,一度步法紊乱,老队长瞪起眼睛,很快步法恢复正常。我们刚回到北京八大处北京射击场,住在临时帐棚里,中将校长来到,紧急集合批评大家:“你们经过一年的严格军事训练,刚刚毕业,就在这样重要场合,步法走乱……。”由苏联专家授课,学习国际射击比赛章程和射击裁判细则,特别强调要在执行裁判任务中,要注意风度。当时裁判队与国家射击队员在一个食堂吃饭,伙食标准较高,可能每人每天1、6元,那时一个普通工人月工资才二十几元。在全军射击比赛时,我是射击地线射击裁判。到国际射击比赛时,为加强保卫工作,对靶场全部场地,包括山上,进行全面扫雷作业,防止万一。上级保卫部部门来人,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全面深入审查,对我错案,存在嫌疑不能通过,撤销了我任裁判员的工作。后来由于裁判人员不够用,又把我从射击地线接触人多的地方,调到靶壕接触外人少的地方去任裁判。4—3(1955)年11月任射击兵器教员时执行全军与国际射击比赛裁判任务完成后,于1955年11月回到原来保送我去军事师范学校学习的军干校,任射击兵器教员,开始的系主任是一位少校,后来换了我在在职干部战术集训班学习时的同学,当时他是大尉班长,我是中尉副班长,他还是军事师范学校射击兵器系的上一届同学。我们这个系的步兵兵器教员组有十几名教员,从少尉到大尉,佩带金黄色军衔,属于指挥军官,我在这个教员组。教授全校东莞长安深圳高端服务学员8种步兵兵器的全部射击练习;防化兵器教员组也有十几名教员,是本校上届毕业学员,全部是中、少尉,佩戴白色军衔,属于技术兵种,教授发烟、喷火、防化等兵器。我被分配高级营的四个教学区队,约200名学员,培养对象是军、师两级的防化主任。经过一年教学,我教课的四个教学区队,所教步枪、冲锋枪、轻机枪、重机枪、手枪、等各种兵器各个练习,期中考试没有一个不及格的,良好和优秀的占百分之四十以上,按射击教令规定,其中两个区队被评为良好分队,两个区队被评为优秀分队,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,立三等功一次,这是我第三次立功,前两次是在华北军大学习被评为学习模范时,和在军大任教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时,去参加军委首届庆功大会。领导上叫我总结教学经验,我写出《在教学中的两点体会》我主要强调要充分备课,注意了解每个学员的优缺点,在射击动作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,用自定义图形符号,类似速记的方法,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上,在每天日日射击练习,去检查射击动作时,随时看看小本,对每个学员,有的放矢,有针对性的,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纠正,对每个学员存在的不同射击动作中的问题,都要纠正过来。教学总结报告送到训练部,转到政治部,一般都有专人经审查修改,加编者按,从新编写,再到大会上去作报告,政治部上校主任说,我的总结报告,使用由我自己写的原稿,在全校教学总结表彰大会上,排在第二名作报告,第一名是一位少校老干部老罗战术教员。政治部为我拍照,将照片贴在校门口的光荣榜上,还受到物质奖。一次兵器系党支部副书记,找我个别谈话时说:“按你表现,早该吸收你入党,就是因为你那个嫌疑问题未能结论,还不能入党,希望你个人也要帮助组织,尽快的解决。”一次在河边王军需员告诉我:“是你在军大的同学王某某,他叫你爱人给他从40中介绍对象,你说中学规定:‘中学生不准谈对象’,因此他对你不满,就在肃反运动,写材料诬告你、我、和老程,他还诬告很多人,不久他得了精神病,已被处理回山西老家去了。”4—4(1958)年、因错案下放北大荒劳动一位大尉政治教员被打成右派份子,是极右。防化兵器教员组一位最年青、最积极、最有创造能力的教员,也被打成右派份子。凡加上“份子”二字的就是敌我矛盾,当然积极份子不是。还有几十名右派份子,一起被发配山西去劳动改造。我还不错,是中右,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,本照:团结——批评——团结的公式解决。在档案中装有材料,组织上掌握,不公开,照常戴军衔。每一次大的政治运动,会有一批军官转业,“三反”运动后我校转业军官到北上海喝茶的洗浴中心京国务院机关、大专院校或天津市。从1958年2月开始动员,开始准备工作,所有的干部都填表报名申请下放,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,按照上级指定的地方,我和大家填表都填写:1、去北京京郊;2、去武汉;3、去江西;4、去北大荒。我也去参加了总参召开的下放动员大会,一位少将后到,坐在了我的旁边,我很不习惯。看过电影《北大荒的春天》内有“棒打狍子瓢咬鱼,野鸡落在饭锅里。”姑娘们穿着大花布的连衣裙跳舞,小伙子划船拾雁蛋、喝啤酒。贴出标语口号是:‘两年机械化,三年电气化,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’。很是吸引人,从北大荒来的人也是这样介绍的。到全校第二次动员大会上,校政委作报告,最后一个大问题,是:“去向——北大荒”。只有北大荒,与上次动员时说的,可按顺序报四个地方不一样。其中一位青年干部在大会上提问:“到北大荒能否可以找到对象?”大家都笑了,校政委回答说:“到北大荒想找北京的大学生可能不容易,我想凡是有人群的地方,都会有男女老少,当然可以找到对象。”到密山接待站就知道了,854农场来接我们的黄科长问我:“你们来的人中有多少没有对象的姑娘?这里流传一个顺口溜,‘北大荒真荒凉,也有兔子也有狼,就是缺少大姑娘。’”原因是1956年来的军垦部队,都是抗美援朝从朝鲜回来的志愿兵,大都未婚,来到这里荒无人烟,一片荒凉,那里去找姑娘?一年后,从山东来了一个列车支边青年,绝大多数是未婚的姑娘,组成了不少家庭。1958年3月17日我29岁,因错案下放去北大荒劳动,出发前一天晚上,兵器系党支部副书记、教员组长李上尉,叫我看一份党支部对我的鉴定材料,其中有:在反右时的一次汇报会上,在发言中表现“对粮食政策不满?”和“攻击农村干部?”我说这两点不符合事实,因为当时组织上动员叫大家帮助党整风,要求每个人在暑假期间,回家或出游中所看到听到的事情,都要如实的汇报,帮助党改进工作。我完全是按照组织上的动员要求,完全按照实际情况汇报的事实,例如1:我在北航学院听一位教授说:“粮食定量一个月二十几斤基本够吃,如果稍差一点,月终买一点少要粮票的饼干也就够了。”这是他的真话,如实汇报,如果去调查,不是这样,我要完全负责,这怎能给我扣上“对粮食政策不满”的大帽子呢?2、我村的村长,解放前他在地主武装里,在与八路军打仗时中过一枪,他妹妹嫁给一位区委书记,引起这位书记的前妻跳井自杀,他是靠关系入党,当上村长,他有妻子、孩子,常到一个寡妇家去,家喻户晓,常骂人,一次他骂县长,恰巧被县长听到,他被开除党籍,撤销村长职务,我如实汇报“百姓反映说他有不正当男女关系,常骂人”这是实际情况,怎能给我扣上“攻击村干部呢?”次日出发发配去北大荒,当天大雪纷飞,出发前我找到训练部上校李部长,请问:“我的错案未解决怎么办?”他说:“上海男士高端养生你先去北大荒,总有一天会解决!”这一等就是二十几年,从二十几岁等到五十几岁,毁了我一生,株连到全家。1958、3、17日清早,我和我爱人交替抱着出生五个月的儿子,冒着大雪,坐上军用露天大卡车上,汽车上写着: “到密山去” 四个大字。从北京西部山区开往西直门火车站。一路车开在大路上,多人观看。夜12点左右开车,火车走了几个昼夜,夜11点半开到终点站密山。下着鹅毛大雪,北风呼叫,地上的雪少的地方也有五六十公分深,抱着五个月大的孩子,提着行李,走向临时住地。出站口一个人敲鼓,一个人敲锣,表示欢迎。天黑雪大路滑,又刮着烟泡,走几步摔倒一次。住地是一个二楼上的旧厂房,大家抱着孩子坐在地上,外边风雪很大,窗子常被刮开,有些地方没有玻璃,没有取暖设备,孩子太冷。我与原来在部队同一个教员组的徐教员、郭教员商量,他俩也都有小孩,一起去火车站候车室。其实候车室也很冷,大门不断被风刮开,发出很响的声音,一头老牛在门外,冻的不断在叫,天亮了,是1958年3月22日,在车站有一个人对我说:“来到这里就走不了啦!一律26元?人心荒张”后来证实他说的不对,是右派份子来劳动改造一律月26元。单身的步行,带小孩的乘坐敞棚汽车,先到东北方向约二百多里的虎林县,再向北七八十里路,去一个叫‘迎门顶子’的地方,后改称迎春镇854农场总场场部,再向东北十几里,到交通部,后改名为皖峰镇的第五生产队,这是目的地。途经密山时,雪太大又刮起“烟炮”,一望无边,到处是雪,好似一片海洋,找不到路基,由拖拉机在前边开道,人才能前进。在途中有一位家属要生小孩,只好在敞棚汽车上,孩子出生,当时还下着雪,刮着‘烟炮’,天气很冷。途中吃的是大渣子、煮大豆、狍子肉。当从迎春镇,去向皖峰镇五队时,一望无边,像大海一样,到处长满一米多高的小叶章草,野鸡在飞,狍子成群,看到这般情景,一位家属女士说:“这可真是个北大荒呀!”到达交通部第五生产队那天上午,有人问送我们来的中校干部马部长:“来前开会介绍情况时,说的和这里实际情况,完全不一样?”马部长说:“等中午饭后开个会,有问题在会上说,我带回去向上级反映。”等午饭后,马部长不见了,不辞而别。一起来的一位唯一大尉,带着一位上尉,几位中少尉,夜间步行七八十里,找到农村百姓,雇来几个爬犁,当夜把这些人的家属、行李,拉回三百里外的密山火车始发站,乘火车回北京军干校,据说他们还去了某某大使馆,造成很坏影响,结果给带头的那位大尉警告处分,另行分配广州上门水疗,上尉以下的全部返回北大荒,在每个人的档案里记上一条,在后来的运动中作检查。总场书记讲话中说:“你们来到这里不准清假,请也不准,三年之内谁也不能走。”开展运动,一起来的中尉兵器教员,因他患神精惯能症,在军校就常请假休息,五天没上班,被扣上“消极怠工份子”的帽子。一个转业来的文工团员,他常在下班后,穿上红裤子,拉着小提琴,带上一个小狗在路上行走,被扣上“坏份子”的帽子。他俩一同被送去东方红劳改。一天从北京来了一位政治部的石大尉政治干事,和一位中尉汽车连连长,是我教过的学员,来到田地边上找我,我正在田间锄地。他说:“我俩代表学院党委向你来表示贴礼道歉,你来北大荒前夕,组织上给你做出的鉴定是错误的,是受了过左思潮的影响,你如实汇报情况,给你戴上大帽子,现予以纠正。我俩去农场党委请他们把那份鉴定,从你的档案中取出烧毁。”不知何种原因,20年后组织上允许我看档案时,那份鉴定还在里面,对我很是不利。1958年夏天,一位农场党委委员和一位穿警服的干部,找我谈话说:“党委按上级指示审干,对你作了结论,你看一看,如没问题你可签字。”我看是这样写的:“经反复调查核实,历史清楚,没有其他问题,但与程某某的关系没有结论,保留嫌疑。”我写上:“感谢组织上的结论,对嫌疑问题我是:没作亏心事,不怕三更半夜鬼叫门”1958年夏,在迎春农场总部,遇见军委慰问团上校杨主任,是我在军干校的政治部上校主任,早就认识,对我印象较好,他问我:“你来这里分配你作什么工作?”我答:“大田农工。”他再问:“你说得具体一点?”我又答:“今天下午在山北边大地上,人工种包米。”他说:“不会吧?”我说:“一点不差。”第二天上校团长带石大尉等几个同志,来到五队考查,到我住处说:“你吃饭就这样简单呀?”我说:“今天考虑准备留团长在这里吃饭,菜里有肉,平时就是咸菜。”开始没有房子住,在两间土房,对面炕,中间隔约一米。北炕住单身汉,南炕住三家,每家三口,夫妻两个,一个小孩。每家中间用一个床单挂起来相隔,不是一墙之隔,是一层布之隔。夜间用两个酒瓶,里面装入废柴油,插入一个布条,点燃当灯照明,再加上有多人吸烟,屋子里的烟气很大,小孩呼吸困难,早晨每个人的鼻孔都是黑的,吐出的口水也是黑的。后来安排我到西边去住,这里是用树枝子编成的,里外模上一层大泥,中间一间,四家做饭,四个屋角隔成一个2X3米的小屋,各住一家,小屋里有2X2米的小炕,用带草根的土块砌成,炕面是铺上一层树枝,上面再模上一层大泥,点火烧乾。一天深夜,五个月大的儿子,突然哭起来没完,又不会说话,不知是那里疼?没有医院,只有着急,外边下着大雪。听说来的转业军官中有一名军医,但不知住在那里?我只有深夜冒着大雪到各处去找,己是半夜去叫人家门,很不合适,一再和人家说好话,求人家帮忙。军医检查后说:“可能是耳炎,耳内疼痛?”又去找卫生员,他不高兴半夜叫门,给两片ABC,没有别的药。1958年3月30日开始第一天劳动,数十名转业军官每人一把铁锹,到公路上去挖雪,一个骑马的人,自称是农场副场长i,对我们提出批评:“你们挖雪太慢了!”大家本来就不高兴,有人说:“你们去人到部队介绍情况说的与事实不符,要知道是这种情况,我们还不来呢?十几天前在北京,还是楼上楼下,夏天有风扇,冬天有暖气,这里连住的简易房都不够住,你们不负责任!欺骗我们!连住的简易房都没准备好,还说那么多好听的?”那骑马的人没说什么走了,大家说:“还不干了呢!走!”到山边树林,把雪挖开,挖出多年积累的树叶,躺下晒太阳。雪一天天的开化,到处是水,每天去排水,把水引到不影响种地的地方。第五生产队队长是一位转业大尉战术教员,总要表现出积极,比别人特殊,比别人强。他从来不谈个人历史,他虽然是大尉转业军官,不知为什么不是党员?他还像在部队那样,每天早上集合出早操。组织上号召“自建公助”解决各家住房,就是自己到山上采伐木材,公家派木工制成房架,个人利用夜晚业余,像小燕建鸟巢那样,用泥土堆成墙,称曰“插墙”建房。我与一位中尉转业作战参谋,合伙在业余夜晚,用‘插墙’的方法建三间土房,各住一间半。我俩选在北山南边一块平地,画上东西长9米,南北宽3米的长方形,离开这长方形以外1米转圈挖土,放上碎草,少放水,赤脚到泥里去踩,使草土混合,各用一个四个齿铁插子,插泥堆墙,墙底宽1米,逐渐收缩,约2、2米高顶端收缩到0、5米。房子小一点省工,保暖,墙厚一点坚固,也有利保暖。每天从田间劳动回来后,夜晚一手持着马灯,一支手干活,干到后半夜。己经入冬,再去割草来不及了,只好用田间现有的麦秸盖上房顶防雨。当盖房盖到一半时,领导叫我俩抽出一人,到外地去挖运河。因到外地去更要艰苦一些,我说我去。背上行李,为了走近路,要翻过几个山,步行五、六十里,到一处荒野,在野地里盖上几间草棚,夜间周围有很多的狼,嚎叫出很难听的声音,一次夜间到伙房去取吃的东西,看到一只大狗熊坐在大面板上,有人还看到过东北虎,听说夜间虎的眼睛很亮,发出亮光。当时口号:“天上一条银河,地上一条运河……。”要在东侧挖出一条运河,把挖出的土背运到西边,同时再修出一条公路。大部地方有水,每天劳动在水里,泥土中,脚和腿都浸入在泥水中,走路很费力,用锋刃的铁锹,在草墩子周围挖深,成一长方形约200多斤的大泥块,因有草根连接,不会破损,两个人抬起大泥块,一个人钻到底下,头顶背扛着,泥水流到全身,从河底沿着河坡往上爬,把大块泥土背到几十米远的路基上去,这样即不需其他工具,又能提高工效。每日挖土方平均13立方米多,还未达到生产指标,领导来给插上白旗,要受批评。当时广州天河区两小时全套是“大跃进、大炼钢铁”时代,“放火箭”是在工地连续劳动,三昼夜不回草棚。“放卫星”是五昼夜。其实深夜领导一走,就各找地方,躺在地上睡觉,当领导一来,值班的一振响工具,大家起来接着干活。结冰了,在冰水中干活,难受极了。一天我从七八米高的河岸滚到河下,把冰层砸了一个大洞,掉入河水中,棉衣全湿透了,到一大堆火旁去烤,棉衣烤变黑了,都烤焦了,外边干了,可里边还是湿的,还是冷,没有地方去,住的草棚是在雪地里,在棚里地上铺的是草,草棚周围也是草,为防火灾,棚内绝对不准点火,同时也不准回去,只能在工地野外去烤,棉衣未干,继续挖河。已到12月,零下43度,拖拉机自动灭火,打不着了,还住在周围是大雪的草棚里,冻土地上铺上一点草,睡在上面,那能睡得着,大家整夜到草棚外面去烤火,水鞋冻硬了,先到火堆边上,将上面的泥水烤化了才能穿上。总场原计划上冻前修完运河和公路,准备冬季能把山中木材,运到火车站,再转运到内地。冬天运河结冰还可以用爬犁运木材,由于人力不足,计划冒进,已到1959年元旦,冰冻不止三尺,再挖下去实在是太费工了,大家都住在雪地草棚里,己是零下43度,不得不中止,没有完成,明年化冻再说。1958年到北大荒后,我决心业余自学电子技术,准备将来当电子技师、工程师,用来养家,改善人生。一次在小西山西面,打眼、放炮、建水渠,通知我在傍晚,一个人回队部开会,我刚从西边转弯,当走到小西山南面时,一只大熊瞎子,正从山上往下走来,距我约有几十米远,我停止脚步,想跑不行,到处是积雪,熊要是追,肯定是跑不过熊,还好,那熊坐了下来,与我对视一会,熊往回走,我乘机快步过去,一场虚警。1959年前后,处在浮夸风年代,到一块土地上去人工点播大豆,是一块刚刚开荒,把一米多高的野草,用大犁翻扣在地面下边,要等两三年后才能腐烂,草根露在外边,用锄头在草根上砍,在未死的草根上砍出一个小坑,放入三五个大豆种子,农艺师说:“可以亩产两千四百斤?”我说:“要能亩产二百四十斤,就很不错了!”其实他也知道不可能亩产2400斤,怕给戴上“右倾”的帽子。结果秋收时,到处是野草丛生,拿着镰刀要走很远,才能找到一棵黄豆,三十几个人只用半天就收完了400多亩的黄豆,一个马车就拉回来了,不够种子。那时在地头上都插上标牌,标上“亩产2400斤或2200斤”都比实际高出几倍、十几倍,其实心中都明白,自欺欺人。我总是说真话,说实话,使得领导不满意。每天晚饭后到田间义务劳动去积肥,挖两三锹土埋上一把草,用火点着草,就算积肥两吨。一个班用铁锹挖土约两立方,埋上四五十斤草,用火点燃,统计员问:“报多少?”班长说:“报10吨吧!”统计员说:“太保守了,至少报40吨!”大家都知道,没有那样多,可是多报,农工可受表扬,队长可受奖励。夏锄时二小队报的平均锄地亩数,总比我们一小队高出很多,其实干过农活的人都会知道,那是不可能的。因为报的多可到招待所去吃一次“光荣席”那时吃饭最重要,正是挨饿时期。一天我向全小队的成员说:“我们是军官排,由于我无能,太保守落后,致使大家没吃上一次光荣席,人家二小队已吃过几次,今天我们也要争取超额,去吃上一次。”有人说:“早该这样作。”我说:“今天一人同时锄五垅,端起锄头,向战士进攻端枪前进那样,对有草的地方就是一下,没草就过。”结果比平时早收工,平均每人锄地24亩,比平日高出几倍,吃上一次光荣席,天知、地知、我知,其实别人也会分析出,是怎样吃上的,可是那时谁也不说,多数人在自欺欺人,后来称这叫“浮夸风”,后来又反“浮夸风”。一次队长组织全队,分作三个小队,第三小队是女工,也称“三八排”。在我包产的400亩谷子地上大比武,每个人同时锄地两行,像赛跑那样,一吹哨,全队一百多农工同时像赛跑一样,迅速前进,为了加快速度,有的把苗锄去,结果把草剩下了。我吹哨叫停,对队长说:“这样不行,我作为包产军官小队长,怎能保证产量?”队长还要继续,批评我说:“你反对红旗竞赛?”我说:“这块地我不承包了”,结果秋收400亩谷子,只收了几百斤谷子,还不够种子。我记得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说,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,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,资本家为了追求额外利润,就要改进技术,改良工具,改进生产方法,降低生产成本,提高生产效率。我在生产中:原来踏地,一匹马拉一个骅,我加上横杆可拉上三个或五个骅,因土质松,深度浅,牛的力量没问题。人工割小麦速度慢,总要弯腰,腰很疼很累,我叫我小队人全用大链刀,一刀一大片,像扫地一样,同时不用弯腰,腰不疼了,工效提高几倍。人工收包米,我早就安排人,割条子,给每个人编一个背筐,掰下包米,扔在筐里,筐装满了再去倒在堆上,比原来用手抱着包米方便,提高工效不少,我来到第五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,从1958——到1964计六年。在这六年中,有几次外省市来调动干部,每次来人调动干部,
老先生在这里写自传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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