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创连载09（四）错案——28年倍受折磨
原创连载09（四）错案——28年倍受折磨4—1被诬告挂起来 4—2（1955）年任全军与国际射击比赛裁判时 4—3（1955）年11月任射击兵器教员时 4—4（1958）因错案下放北大荒劳动 4—5在北大荒任劳动军官排长 4—6在“文革中” 4—7揪斗 4—8“十二级台风” 4—9游斗毒打 4—10反革命家属更不好过 4—11到河口劳改 4—12到越岭劳改 4—13搬到四队 4—14动迁 4—15赔礼道歉4—1被诬告、挂起来1955年“肃反”（即肃清反革命）运动，我26岁，在军事师范学校学习。一天上午，刚刚上班，校部周围，集结了很多汽车，紧急集合，召开全校干部大会，从形势看定有重要事件传达，时间不太长，参加开会的军官从礼堂出来，按编组分别坐上汽车，几十辆汽车，分别开向市里、或军校内各个军人住地，包括市里本校军人家属住地，各学员连储藏室，进行全面彻底的大搜查，抽屉柜子、箱子包裹全部打开，把所有的笔记、日记、书信、可疑物品等，全都收去审查看是否有问题？队长传达上级规定：任何人不许出营门，不准请假、编成三个人为一个小组，不管作什么事，至少要三个人一起去作，不准单人行动，上厕所也要三个人一起去，不准上楼顶，上楼顶的门及全部楼窗，全都加锁，就是这样防犯，还有一个学员在夜间到厕所上吊身亡，一个学员，趁着开中午饭下楼去集合时，途径楼梯窗户，把玻璃打碎，将头伸出去头向下，跳楼自杀。我队一个学员家乡来人，说他有问题，把他带回家乡受审。当时人们精神都很紧张。我的几十封来信被收去，是一位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女同学在几年内寄来的，说的都是一些鼓励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的话，没有一点消极的内容，我还是放心的，正好证明了我的清白。祸从天上来，一天中午我在睡午觉，我睡在三楼双层床的上层，下层睡的是天水步兵学校的射击兵器主任教员。二区队长拍我肩膀，叫我到走廊小声的对我说：“起床后你到教室楼，在团小组会上作检查交待”。我问：“我检查交待什么”？他说：“听说你的原部队，寄来检举信，说你与北京一www.zjkjjg.com个姓程的有问题”？我听后心中有了底，我知道我们没作过什么坏事。在团小组会上我交待说：“北京市国营第二零售店主任姓程，是我把兄弟大哥。1952年7月，我所在的军校奉命从四川迁往北京，出发前一位王军需员，找我说：‘上级指示我提前出发，到北京先去为部队准备粮油食品，（他是我1951年在华东军大认识的，又是同在一大队部一起工作的战友），你是北京人，我初次去北京，人生地不熟，你能否帮我介绍一位北京的朋友，我到京后能帮帮我’我就给我的一个朋友，程大哥，写了一封信，他是北京国营第二零售店的主任，专门经销粮油，交给王军需员，带去北京”。“我随部队到京后，当时住在农村，营房尚未建好，我住在一个农家大院的外院两间土房里。一天中午，程大哥带车来给部队送粮，我让他到办公室坐，他说室内太热，那时无风扇，更无空调。我就领他到村西山下果园，买了二斤白梨，边走边吃边聊，沿着一条沙河往回走，当走到街里，车上的粮食已经御完，他随车就回北京单位去了。因当时部队学员、官兵，都分别住在各农户老乡家，他没看到别人，更没看到学员的武器装备”。无中生有，黑白颠倒、诬告我说：“勾引坏人刺探军情”？根本没有这种事，全过程就是这样。在团小组会上我如实的作了如上的交待，一位姓夏的同学发言：“不久前我看到那个姓程的来过一封信，叫他交出来审查”。我说：“确实前些天我给一位陈政委和程老兄各写过一封信，求他俩帮助把在京上学的我爱人的户口，暂时先报在他家，没想到他俩都未回信，我真希望快点回信，可事实没来过信”。他说：“我看到过那封来信”？他大拍桌子说我不老实交待？我急了说：“你为争取入党装作积极，也不该无中生有，明明他没来过信，你叫我拿什么交出来”？我把桌子推翻了，会议暂停。当天晚上，学校党委派人来找我，在灯光球场个别谈话，他说：“党委派人到北京去调查，若是真有问题怎么办”？我说：“枪弊”。从此问题挂起来，也就不叫我交待了，我没想到：从此埋下了定时炸弹，成为所谓“反动小集团嫌疑、”不能入党、不能提干、不能重用、一来运动就要重点审查、下放北大荒劳动、文革中被毒打、死去活来、二十八年倍受折磨、毁了我一生，株连全家的祸根。那怕问题大一点，定了案就好办，就怕是嫌疑，不知问题有多大，吓人，真是害死人。4—２（1955）年任全军与国际射击比赛裁判时1955年10月我27岁，在军事师范学校毕业，被调到北京新建的北京射击场，去担任全军射击与体育检阅大会，射击比赛裁判。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开幕式时，我在的裁判队，排在仪仗队之后，当我们的裁判队正在正步走，分列式北京外卖工作室微信通过主席台时，国家主席来到，有人为看到主席，跳起来看，一度步法紊乱，老队长瞪起眼睛，很快步法恢复正常。我们刚回到北京八大处北京射击场，住在临时帐棚里，中将校长来到，紧急集合批评大家：“你们经过一年的严格军事训练，刚刚毕业，就在这样重要场合，步法走乱……。”由苏联专家授课，学习国际射击比赛章程和射击裁判细则，特别强调要在执行裁判任务中，要注意风度。当时裁判队与国家射击队员在一个食堂吃饭，伙食标准较高，可能每人每天1、6元，那时一个普通工人月工资才二十几元。在全军射击比赛时，我是射击地线射击裁判。到国际射击比赛时，为加强保卫工作，对靶场全部场地，包括山上，进行全面扫雷作业，防止万一。上级保卫部部门来人，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全面深入审查，对我错案，存在嫌疑不能通过，撤销了我任裁判员的工作。后来由于裁判人员不够用，又把我从射击地线接触人多的地方，调到靶壕接触外人少的地方去任裁判。4—3（1955）年11月任射击兵器教员时执行全军与国际射击比赛裁判任务完成后，于1955年11月回到原来保送我去军事师范学校学习的军干校，任射击兵器教员，开始的系主任是一位少校，后来换了我在在职干部战术集训班学习时的同学，当时他是大尉班长，我是中尉副班长，他还是军事师范学校射击兵器系的上一届同学。我们这个系的步兵兵器教员组有十几名教员，从少尉到大尉，佩带金黄色军衔，属于指挥军官，我在这个教员组。教授全校东莞长安深圳高端服务学员8种步兵兵器的全部射击练习；防化兵器教员组也有十几名教员，是本校上届毕业学员，全部是中、少尉，佩戴白色军衔，属于技术兵种，教授发烟、喷火、防化等兵器。我被分配高级营的四个教学区队，约200名学员，培养对象是军、师两级的防化主任。经过一年教学，我教课的四个教学区队，所教步枪、冲锋枪、轻机枪、重机枪、手枪、等各种兵器各个练习，期中考试没有一个不及格的，良好和优秀的占百分之四十以上，按射击教令规定，其中两个区队被评为良好分队，两个区队被评为优秀分队，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，立三等功一次，这是我第三次立功，前两次是在华北军大学习被评为学习模范时，和在军大任教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时，去参加军委首届庆功大会。领导上叫我总结教学经验，我写出《在教学中的两点体会》我主要强调要充分备课，注意了解每个学员的优缺点，在射击动作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，用自定义图形符号，类似速记的方法，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上，在每天日日射击练习，去检查射击动作时，随时看看小本，对每个学员，有的放矢，有针对性的，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纠正，对每个学员存在的不同射击动作中的问题，都要纠正过来。教学总结报告送到训练部，转到政治部，一般都有专人经审查修改，加编者按，从新编写，再到大会上去作报告，政治部上校主任说，我的总结报告，使用由我自己写的原稿，在全校教学总结表彰大会上，排在第二名作报告，第一名是一位少校老干部老罗战术教员。政治部为我拍照，将照片贴在校门口的光荣榜上，还受到物质奖。一次兵器系党支部副书记，找我个别谈话时说：“按你表现，早该吸收你入党，就是因为你那个嫌疑问题未能结论，还不能入党，希望你个人也要帮助组织，尽快的解决。”一次在河边王军需员告诉我：“是你在军大的同学王某某，他叫你爱人给他从40中介绍对象，你说中学规定：‘中学生不准谈对象’，因此他对你不满，就在肃反运动，写材料诬告你、我、和老程，他还诬告很多人，不久他得了精神病，已被处理回山西老家去了。”4—4（1958）年、因错案下放北大荒劳动一位大尉政治教员被打成右派份子，是极右。防化兵器教员组一位最年青、最积极、最有创造能力的教员，也被打成右派份子。凡加上“份子”二字的就是敌我矛盾，当然积极份子不是。还有几十名右派份子，一起被发配山西去劳动改造。我还不错，是中右，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，本照：团结——批评——团结的公式解决。在档案中装有材料，组织上掌握，不公开，照常戴军衔。每一次大的政治运动，会有一批军官转业，“三反”运动后我校转业军官到北上海喝茶的洗浴中心京国务院机关、大专院校或天津市。从1958年2月开始动员，开始准备工作，所有的干部都填表报名申请下放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，按照上级指定的地方，我和大家填表都填写：1、去北京京郊；2、去武汉；3、去江西；4、去北大荒。我也去参加了总参召开的下放动员大会，一位少将后到，坐在了我的旁边，我很不习惯。看过电影《北大荒的春天》内有“棒打狍子瓢咬鱼，野鸡落在饭锅里。”姑娘们穿着大花布的连衣裙跳舞，小伙子划船拾雁蛋、喝啤酒。贴出标语口号是：‘两年机械化，三年电气化，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’。很是吸引人，从北大荒来的人也是这样介绍的。到全校第二次动员大会上，校政委作报告，最后一个大问题，是：“去向——北大荒”。只有北大荒，与上次动员时说的，可按顺序报四个地方不一样。其中一位青年干部在大会上提问：“到北大荒能否可以找到对象？”大家都笑了，校政委回答说：“到北大荒想找北京的大学生可能不容易，我想凡是有人群的地方，都会有男女老少，当然可以找到对象。”到密山接待站就知道了，854农场来接我们的黄科长问我：“你们来的人中有多少没有对象的姑娘？这里流传一个顺口溜，‘北大荒真荒凉，也有兔子也有狼，就是缺少大姑娘。’”原因是1956年来的军垦部队，都是抗美援朝从朝鲜回来的志愿兵，大都未婚，来到这里荒无人烟，一片荒凉，那里去找姑娘？一年后，从山东来了一个列车支边青年，绝大多数是未婚的姑娘，组成了不少家庭。1958年3月17日我29岁，因错案下放去北大荒劳动，出发前一天晚上，兵器系党支部副书记、教员组长李上尉，叫我看一份党支部对我的鉴定材料，其中有：在反右时的一次汇报会上，在发言中表现“对粮食政策不满？”和“攻击农村干部？”我说这两点不符合事实，因为当时组织上动员叫大家帮助党整风，要求每个人在暑假期间，回家或出游中所看到听到的事情，都要如实的汇报，帮助党改进工作。我完全是按照组织上的动员要求，完全按照实际情况汇报的事实，例如1：我在北航学院听一位教授说：“粮食定量一个月二十几斤基本够吃，如果稍差一点，月终买一点少要粮票的饼干也就够了。”这是他的真话，如实汇报，如果去调查，不是这样，我要完全负责，这怎能给我扣上“对粮食政策不满”的大帽子呢？2、我村的村长，解放前他在地主武装里，在与八路军打仗时中过一枪，他妹妹嫁给一位区委书记，引起这位书记的前妻跳井自杀，他是靠关系入党，当上村长，他有妻子、孩子，常到一个寡妇家去，家喻户晓，常骂人，一次他骂县长，恰巧被县长听到，他被开除党籍，撤销村长职务，我如实汇报“百姓反映说他有不正当男女关系，常骂人”这是实际情况，怎能给我扣上“攻击村干部呢？”次日出发发配去北大荒，当天大雪纷飞，出发前我找到训练部上校李部长，请问：“我的错案未解决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上海男士高端养生你先去北大荒，总有一天会解决！”这一等就是二十几年，从二十几岁等到五十几岁，毁了我一生，株连到全家。1958、3、17日清早，我和我爱人交替抱着出生五个月的儿子，冒着大雪，坐上军用露天大卡车上，汽车上写着： “到密山去” 四个大字。从北京西部山区开往西直门火车站。一路车开在大路上，多人观看。夜12点左右开车，火车走了几个昼夜，夜11点半开到终点站密山。下着鹅毛大雪，北风呼叫，地上的雪少的地方也有五六十公分深，抱着五个月大的孩子，提着行李，走向临时住地。出站口一个人敲鼓，一个人敲锣，表示欢迎。天黑雪大路滑，又刮着烟泡，走几步摔倒一次。住地是一个二楼上的旧厂房，大家抱着孩子坐在地上，外边风雪很大，窗子常被刮开，有些地方没有玻璃，没有取暖设备，孩子太冷。我与原来在部队同一个教员组的徐教员、郭教员商量，他俩也都有小孩，一起去火车站候车室。其实候车室也很冷，大门不断被风刮开，发出很响的声音，一头老牛在门外，冻的不断在叫，天亮了，是1958年3月22日，在车站有一个人对我说：“来到这里就走不了啦！一律26元？人心荒张”后来证实他说的不对，是右派份子来劳动改造一律月26元。单身的步行，带小孩的乘坐敞棚汽车，先到东北方向约二百多里的虎林县，再向北七八十里路，去一个叫‘迎门顶子’的地方，后改称迎春镇854农场总场场部，再向东北十几里，到交通部，后改名为皖峰镇的第五生产队，这是目的地。途经密山时，雪太大又刮起“烟炮”，一望无边，到处是雪，好似一片海洋，找不到路基，由拖拉机在前边开道，人才能前进。在途中有一位家属要生小孩，只好在敞棚汽车上，孩子出生，当时还下着雪，刮着‘烟炮’，天气很冷。途中吃的是大渣子、煮大豆、狍子肉。当从迎春镇，去向皖峰镇五队时，一望无边，像大海一样，到处长满一米多高的小叶章草，野鸡在飞，狍子成群，看到这般情景，一位家属女士说：“这可真是个北大荒呀！”到达交通部第五生产队那天上午，有人问送我们来的中校干部马部长：“来前开会介绍情况时，说的和这里实际情况，完全不一样？”马部长说：“等中午饭后开个会，有问题在会上说，我带回去向上级反映。”等午饭后，马部长不见了，不辞而别。一起来的一位唯一大尉，带着一位上尉，几位中少尉，夜间步行七八十里，找到农村百姓，雇来几个爬犁，当夜把这些人的家属、行李，拉回三百里外的密山火车始发站，乘火车回北京军干校，据说他们还去了某某大使馆，造成很坏影响，结果给带头的那位大尉警告处分，另行分配广州上门水疗，上尉以下的全部返回北大荒，在每个人的档案里记上一条，在后来的运动中作检查。总场书记讲话中说：“你们来到这里不准清假，请也不准，三年之内谁也不能走。”开展运动，一起来的中尉兵器教员，因他患神精惯能症，在军校就常请假休息，五天没上班，被扣上“消极怠工份子”的帽子。一个转业来的文工团员，他常在下班后，穿上红裤子，拉着小提琴，带上一个小狗在路上行走，被扣上“坏份子”的帽子。他俩一同被送去东方红劳改。一天从北京来了一位政治部的石大尉政治干事，和一位中尉汽车连连长，是我教过的学员，来到田地边上找我，我正在田间锄地。他说：“我俩代表学院党委向你来表示贴礼道歉，你来北大荒前夕，组织上给你做出的鉴定是错误的，是受了过左思潮的影响，你如实汇报情况，给你戴上大帽子，现予以纠正。我俩去农场党委请他们把那份鉴定，从你的档案中取出烧毁。”不知何种原因，20年后组织上允许我看档案时，那份鉴定还在里面，对我很是不利。1958年夏天，一位农场党委委员和一位穿警服的干部，找我谈话说：“党委按上级指示审干，对你作了结论，你看一看，如没问题你可签字。”我看是这样写的：“经反复调查核实，历史清楚，没有其他问题，但与程某某的关系没有结论，保留嫌疑。”我写上：“感谢组织上的结论，对嫌疑问题我是：没作亏心事，不怕三更半夜鬼叫门”1958年夏，在迎春农场总部，遇见军委慰问团上校杨主任，是我在军干校的政治部上校主任，早就认识，对我印象较好，他问我：“你来这里分配你作什么工作？”我答：“大田农工。”他再问：“你说得具体一点？”我又答：“今天下午在山北边大地上，人工种包米。”他说：“不会吧？”我说：“一点不差。”第二天上校团长带石大尉等几个同志，来到五队考查，到我住处说：“你吃饭就这样简单呀？”我说：“今天考虑准备留团长在这里吃饭，菜里有肉，平时就是咸菜。”开始没有房子住，在两间土房，对面炕，中间隔约一米。北炕住单身汉，南炕住三家，每家三口，夫妻两个，一个小孩。每家中间用一个床单挂起来相隔，不是一墙之隔，是一层布之隔。夜间用两个酒瓶，里面装入废柴油，插入一个布条，点燃当灯照明，再加上有多人吸烟，屋子里的烟气很大，小孩呼吸困难，早晨每个人的鼻孔都是黑的，吐出的口水也是黑的。后来安排我到西边去住，这里是用树枝子编成的，里外模上一层大泥，中间一间，四家做饭，四个屋角隔成一个2Ｘ3米的小屋，各住一家，小屋里有2Ｘ2米的小炕，用带草根的土块砌成，炕面是铺上一层树枝，上面再模上一层大泥，点火烧乾。一天深夜，五个月大的儿子，突然哭起来没完，又不会说话，不知是那里疼？没有医院，只有着急，外边下着大雪。听说来的转业军官中有一名军医，但不知住在那里？我只有深夜冒着大雪到各处去找，己是半夜去叫人家门，很不合适，一再和人家说好话，求人家帮忙。军医检查后说：“可能是耳炎，耳内疼痛？”又去找卫生员，他不高兴半夜叫门，给两片ABC，没有别的药。1958年3月30日开始第一天劳动，数十名转业军官每人一把铁锹，到公路上去挖雪，一个骑马的人，自称是农场副场长i，对我们提出批评：“你们挖雪太慢了！”大家本来就不高兴，有人说：“你们去人到部队介绍情况说的与事实不符，要知道是这种情况，我们还不来呢？十几天前在北京，还是楼上楼下，夏天有风扇，冬天有暖气，这里连住的简易房都不够住，你们不负责任！欺骗我们！连住的简易房都没准备好，还说那么多好听的？”那骑马的人没说什么走了，大家说：“还不干了呢！走！”到山边树林，把雪挖开，挖出多年积累的树叶，躺下晒太阳。雪一天天的开化，到处是水，每天去排水，把水引到不影响种地的地方。第五生产队队长是一位转业大尉战术教员，总要表现出积极，比别人特殊，比别人强。他从来不谈个人历史，他虽然是大尉转业军官，不知为什么不是党员？他还像在部队那样，每天早上集合出早操。组织上号召“自建公助”解决各家住房，就是自己到山上采伐木材，公家派木工制成房架，个人利用夜晚业余，像小燕建鸟巢那样，用泥土堆成墙，称曰“插墙”建房。我与一位中尉转业作战参谋，合伙在业余夜晚，用‘插墙’的方法建三间土房，各住一间半。我俩选在北山南边一块平地，画上东西长9米，南北宽3米的长方形，离开这长方形以外1米转圈挖土，放上碎草，少放水，赤脚到泥里去踩，使草土混合，各用一个四个齿铁插子，插泥堆墙，墙底宽1米，逐渐收缩，约2、2米高顶端收缩到0、5米。房子小一点省工，保暖，墙厚一点坚固，也有利保暖。每天从田间劳动回来后，夜晚一手持着马灯，一支手干活，干到后半夜。己经入冬，再去割草来不及了，只好用田间现有的麦秸盖上房顶防雨。当盖房盖到一半时，领导叫我俩抽出一人，到外地去挖运河。因到外地去更要艰苦一些，我说我去。背上行李，为了走近路，要翻过几个山，步行五、六十里，到一处荒野，在野地里盖上几间草棚，夜间周围有很多的狼，嚎叫出很难听的声音，一次夜间到伙房去取吃的东西，看到一只大狗熊坐在大面板上，有人还看到过东北虎，听说夜间虎的眼睛很亮，发出亮光。当时口号：“天上一条银河，地上一条运河……。”要在东侧挖出一条运河，把挖出的土背运到西边，同时再修出一条公路。大部地方有水，每天劳动在水里，泥土中，脚和腿都浸入在泥水中，走路很费力，用锋刃的铁锹，在草墩子周围挖深，成一长方形约200多斤的大泥块，因有草根连接，不会破损，两个人抬起大泥块，一个人钻到底下，头顶背扛着，泥水流到全身，从河底沿着河坡往上爬，把大块泥土背到几十米远的路基上去，这样即不需其他工具，又能提高工效。每日挖土方平均13立方米多，还未达到生产指标，领导来给插上白旗，要受批评。当时广州天河区两小时全套是“大跃进、大炼钢铁”时代，“放火箭”是在工地连续劳动，三昼夜不回草棚。“放卫星”是五昼夜。其实深夜领导一走，就各找地方，躺在地上睡觉，当领导一来，值班的一振响工具，大家起来接着干活。结冰了，在冰水中干活，难受极了。一天我从七八米高的河岸滚到河下，把冰层砸了一个大洞，掉入河水中，棉衣全湿透了，到一大堆火旁去烤，棉衣烤变黑了，都烤焦了，外边干了，可里边还是湿的，还是冷，没有地方去，住的草棚是在雪地里，在棚里地上铺的是草，草棚周围也是草，为防火灾，棚内绝对不准点火，同时也不准回去，只能在工地野外去烤，棉衣未干，继续挖河。已到12月，零下43度，拖拉机自动灭火，打不着了，还住在周围是大雪的草棚里，冻土地上铺上一点草，睡在上面，那能睡得着，大家整夜到草棚外面去烤火，水鞋冻硬了，先到火堆边上，将上面的泥水烤化了才能穿上。总场原计划上冻前修完运河和公路，准备冬季能把山中木材，运到火车站，再转运到内地。冬天运河结冰还可以用爬犁运木材，由于人力不足，计划冒进，已到1959年元旦，冰冻不止三尺，再挖下去实在是太费工了，大家都住在雪地草棚里，己是零下43度，不得不中止，没有完成，明年化冻再说。1958年到北大荒后，我决心业余自学电子技术，准备将来当电子技师、工程师，用来养家，改善人生。一次在小西山西面，打眼、放炮、建水渠，通知我在傍晚，一个人回队部开会，我刚从西边转弯，当走到小西山南面时，一只大熊瞎子，正从山上往下走来，距我约有几十米远，我停止脚步，想跑不行，到处是积雪，熊要是追，肯定是跑不过熊，还好，那熊坐了下来，与我对视一会，熊往回走，我乘机快步过去，一场虚警。1959年前后，处在浮夸风年代，到一块土地上去人工点播大豆，是一块刚刚开荒，把一米多高的野草，用大犁翻扣在地面下边，要等两三年后才能腐烂，草根露在外边，用锄头在草根上砍，在未死的草根上砍出一个小坑，放入三五个大豆种子，农艺师说：“可以亩产两千四百斤？”我说：“要能亩产二百四十斤，就很不错了！”其实他也知道不可能亩产2400斤，怕给戴上“右倾”的帽子。结果秋收时，到处是野草丛生，拿着镰刀要走很远，才能找到一棵黄豆，三十几个人只用半天就收完了400多亩的黄豆，一个马车就拉回来了，不够种子。那时在地头上都插上标牌，标上“亩产2400斤或2200斤”都比实际高出几倍、十几倍，其实心中都明白，自欺欺人。我总是说真话，说实话，使得领导不满意。每天晚饭后到田间义务劳动去积肥，挖两三锹土埋上一把草，用火点着草，就算积肥两吨。一个班用铁锹挖土约两立方，埋上四五十斤草，用火点燃，统计员问：“报多少？”班长说：“报10吨吧！”统计员说：“太保守了，至少报40吨！”大家都知道，没有那样多，可是多报，农工可受表扬，队长可受奖励。夏锄时二小队报的平均锄地亩数，总比我们一小队高出很多，其实干过农活的人都会知道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因为报的多可到招待所去吃一次“光荣席”那时吃饭最重要，正是挨饿时期。一天我向全小队的成员说：“我们是军官排，由于我无能，太保守落后，致使大家没吃上一次光荣席，人家二小队已吃过几次，今天我们也要争取超额，去吃上一次。”有人说：“早该这样作。”我说：“今天一人同时锄五垅，端起锄头，向战士进攻端枪前进那样，对有草的地方就是一下，没草就过。”结果比平时早收工，平均每人锄地24亩，比平日高出几倍，吃上一次光荣席，天知、地知、我知，其实别人也会分析出，是怎样吃上的，可是那时谁也不说，多数人在自欺欺人，后来称这叫“浮夸风”，后来又反“浮夸风”。一次队长组织全队，分作三个小队，第三小队是女工，也称“三八排”。在我包产的400亩谷子地上大比武，每个人同时锄地两行，像赛跑那样，一吹哨，全队一百多农工同时像赛跑一样，迅速前进，为了加快速度，有的把苗锄去，结果把草剩下了。我吹哨叫停，对队长说：“这样不行，我作为包产军官小队长，怎能保证产量？”队长还要继续，批评我说：“你反对红旗竞赛？”我说：“这块地我不承包了”，结果秋收400亩谷子，只收了几百斤谷子，还不够种子。我记得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说，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，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，资本家为了追求额外利润，就要改进技术，改良工具，改进生产方法，降低生产成本，提高生产效率。我在生产中：原来踏地，一匹马拉一个骅，我加上横杆可拉上三个或五个骅，因土质松，深度浅，牛的力量没问题。人工割小麦速度慢，总要弯腰，腰很疼很累，我叫我小队人全用大链刀，一刀一大片，像扫地一样，同时不用弯腰，腰不疼了，工效提高几倍。人工收包米，我早就安排人，割条子，给每个人编一个背筐，掰下包米，扔在筐里，筐装满了再去倒在堆上，比原来用手抱着包米方便，提高工效不少，我来到第五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，从1958——到1964计六年。在这六年中，有几次外省市来调动干部，每次来人调动干部，
老先生在这里写自传啦
